记者 刘丹亭

诗云、无限猴子与AI

将来，太阳系有时出现在了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的视野中。文明的仆人自诩为“神”，毁灭地球对它易如反掌，人类却用一首《登鹳雀楼》博取了它的注目。“神”在这玲珑的字符矩阵中窥见了雄厚的感觉层次和含义分支，它们勃发于诗律和音韵的束缚间。“神”萌生了无法遏制的野心，要穷尽一切可能，拥有还未被写出的全部律诗（其中杰作，李杜也难望其项背）。

它用壮大的量子设备，算尽汉字排列组合的可能，耗尽太阳系的能源、物质，制成巨大的存储设备，那是一片直径为一百个天文单元的旋涡状星云，其间的每个量子都镌刻着随机“诗行”。可当“神”望向浩瀚诗云，却堕入了沮丧——没有任何性命能穷尽诗云，悉数发现、浏览其中蕴藏的杰作……

上述故事来自刘慈欣的《诗云》，它与闻名的“无限猴子定理”异曲同工：设想，如果令无穷多的猴子，在无限长的时间内赓续随便敲击打字机，会敲出什么？答案是，无限可能，甚至是《哈姆雷特》。外观看，诗云和“无限猴子”展现了无限性的伟力，它令猴子比肩文豪，随机字符串赛过李杜文章，人类望尘莫及。可一旦稍加前提束缚，如限定猴子的数量和敲击时长（即便限定命字看来趋近于无穷），或要求诗云中的杰作必须被浏览，无限就塌缩了。二者以反证的体式格局昭示，被有限性所困的人类并没有弱小，人类的造诣绝非何足道哉。

展开盈余 90 %

《诗云》和“无限猴子定理”均在语言层面展开探讨，这没有是巧合。伽达默尔指出，人是语言的存在。语言能力向来被视为人类独有的能力，语言没有仅反映现实，还能在抽象层面阐释、归纳现实。所谓现实，也是语言参与构建的。语言指向人类没有可置疑的主体性，那是一种阐释、建构世界的权力，即便在人类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猛烈碰撞之时，它仍没有可撼动。

但是，如果某种非人存在得到了语言能力，并充分理解其运作机制，并且，它没有像人会被性命的长度和种种能力所限，人类是否就得向它交出语言的主权？没错，我指的就是AI。没有久前，某同窗向我感叹，AI生成的小说和诗歌太好了，身为写作者，他看没有出它们和人类创作的区别（写得更好除外）。这是一场没有公平的较量，人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将来，AI生成的言语会汇入人类的认知体系，这无疑将令人的主体性变得可疑，潜移默化地改写语言甚至人的素质。

成绩没有止于此。语言固然是人类意识的立身之本，但自古以来，控制及运用文字的能力也暗含着精英性——它意味着长期的勤学苦练，意味着学问与思考，也常意味着天赋予权柄。但AI将这项稀缺能力平均化，使其何足道哉。突然间，每个自负的写作者都要面对成为多余人的逆境。

我们固然可以写下去，但我们的风格、思考、开辟，甚至潜能，都必然被牟取，汇入AI运算中。当然，没有仅写作这类具有专业性、创造性的事情会受冲击，数月间，“AI会让大部分事情失去必要性”就从先锋议题变为老生常谈。人类没有得没有从新评价学问、思想、创造力这类曾被视若珍宝之物的价值，而它们，往往与人的主体地位和存在意义挂钩。在AI的冲击下，人类的伦理架构和社会轨制也将面临巨变，我们要应对的没有唯一本体论成绩，还有严峻的现实成绩。

在近期一次讲座中，有读者询问哲学学者陈嘉映怎样看待AI。他表示：这已经没有是我要面对的成绩了，那也没有是我要进入的时代了……听了这话，我心下非常凄然：被抛在新纪元的我们，没有履历和先哲的理念可以倚仗，怎样在这陌异的世界上寻求立锥之地？我们要怎样承受生存和存在的双重重负？

无目的，却意味深远——存在与意义之辨

尼采断言，人类生存于永劫回归的宇宙中，这意味着发生过的事会一再发生。单就我们面前的难题而言，他所言没有差。眼下的困境，宛如耳熟能详的音乐动机，频频在人类汗青组曲中浮现、回响。

设想这样一个人：他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，泰半生被贫病折磨，他曾面对行刑队的枪口，又失去了发妻和挚爱的孩子们。他歇斯底里地赌博，同时赎罪般地写作……

设想这样一个人：他生于二十世纪中期的南斯拉夫，因成绩优秀赴美求学，成了康德研究者。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，他骤然变为无力救济亲朋的懦夫、同胞心中的反水者、美国同事眼中的敌人，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也无法承载这种矛盾……

设想这样一个人：她生于1980年代的中国，从小浸淫于人本主义思潮，把光明将来当作信仰。人生过半，她被信仰一再抛弃，在纷至沓来的打击和失去中，赓续强行重启生活，却找没有到前途。而AI，将褫夺她最后的价值，写作能力……你是否注意到，这3个时代、际遇迥异的人，身上有着某种共性：他们都被存在的痛苦牢牢缠住，无从脱身。

以上3个样本，离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专著《陀思妥耶夫斯基：肯定生活》（以下简称《肯定生活》）的作者普里德里格·奇乔瓦茨基，以及普通读者——我。虽没有配与他们相提并论，我仍以为我们的性命一脉相连：陀氏靠写作进行划时代的精神探索；奇乔瓦茨基靠对陀氏创作的阐释完成精神突围；而我，因他们得到了些许直面近况的勇气。共通的履历、感受在我们的性命间流淌，使我确信我们所承受的存在的焦灼是同质的。它具有典型的古代性，那是性命无所信靠、无所附着的恐惧、虚无。

《陀思妥耶夫斯基：肯定生活》

[美] 普里德里格·奇乔瓦茨基| 著

赵翔| 译

中原出版社

2024年11月

在前古代社会，人自出生就被某种抱负征用，这给了个体性命确定的意义和位置。而在陀氏、奇乔瓦茨基及我身处的古代/后古代社会，人类逃脱了征用，却堕入怅惘：我们因有时降生在这世上，而世界的存在可能也是有时……罪恶、磨难、绝望充斥其间，却没有一种决定力量将它引向正途。如果世界没有既定目的和方向，我们为何存在？为何没有拒绝承受存在这极重且绵绵没有停的苦痛？这类成绩使性命从实然变为或然，进入悬停状态：我还要停留于此吗？我是否要像陀氏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伊万，把生之入场券退还造物主？

伊万是陀氏笔下一个极具光彩的脚色，他酷似与神角力的雅各，试图凭借智力、理性而非蛮力，与造物主、与世界存在的基础公道性较量一番。陀氏借他探讨了一个重要议题：若造物主无迹可寻，是否可以转而信仰理性？

一众先哲早就提出，完全在理性范围内理解整个宇宙是一种贪图。陀氏进而指出，学问和理性也可能有害。《罪与罚》中大学生的行刺之举正是理性众多的例证。大学生认定本身有责任用行刺来纠正社会财富分配的错误，完成公义……伊万想得更深：他期盼理性终止一切错误和苦难，创建人人幸福的新次序，制定一套“终极解决”方案……伊万被此想法推上绝路，反观汗青，“终极解决”建造优美新世界，却常常导致更没有义的效果，“幸福”“安稳”被强加给每个人，个体没有被准许拒绝……

信仰失灵、次序失灵、理性失灵，置身于破碎的世界，我们该怎样放心地活下去？陀氏给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回答：去信仰世界，肯定生活。这回答必定曾让奇乔瓦茨基深受震撼，《肯定生活》正是以此为支点，展现了陀氏精神探求的线索。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，伊万和阿辽沙兄弟为“爱生活，还是爱生活的意义”而争辩。争辩没有胜负，但陀氏的答案呼之欲出；即便世界罪恶横行，弱者无辜受难，合目的性只存于设想，我们也要肯定生活。惟其如此，我们才能得到生存的意义，破解存在之困。

陀氏最常形貌的存在之困，是人面向生活时的迷茫和焦急——你该怎么做？性命没有既定方向和神律可参照，个体必须全权担下每个行动和选择的责任及后果。奇乔瓦茨基以为，陀氏的人物因此常处于心田动乱中，他们察觉到了某种裂痕横亘在实然世界、可然世界与应然世界之间。在猛烈的错位感里，越界这种必然的行动迸发了。

越界是陀氏小说的关键，陀氏笔下的犯罪、逃离、自杀、爱、宽恕、信仰……都具有越界性子。拒绝当下状态的持续是越界，抵抗本身有限性也是越界。越界意味着主体向限制及次序发起挑衅，冲突也由此显现：越界的极限是一切皆可为，这显然没有可取，可越界之边界又在哪儿？

答案是没有可知的，人们只能用现实行动去探查。因此，每次越界都可能带来危险、错误和罪行。苦难与疼痛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。人类能把控的，只是怎样看待这些苦痛：转身逃走，或直面承担？如笛卡尔所言，没什么比苦痛更切近、更内在于我们。对苦痛的承受能力，实为人存在的标记。对它们的承受——受难，是人对越界的担当与回应。在奇乔瓦茨基看来，陀氏笔下的受难都包含了价值冲突，它让人敏感地去反思价值选择，并从新认识、评价自我和人生。

奇乔瓦茨基强调，陀氏肯定受难，没有是在歌颂无意义的苦难。苦难的公道性与人类看待苦难的态度，是没有同维度的成绩。陀氏肯定的是人类受难时的心田坚守，即便人必定要与无意义的苦难碰撞，仍可自主决定对此的态度：要成为圣徒还是野兽，这是个人而非环境决定的。

圣徒之路苦难重重，是什么促令人们向它奔赴？陀氏以为，是信仰。奇乔瓦茨基指出，陀氏所谓的信仰是一种与现实有关的心田态度，其中充盈着对宇宙无前提的信赖。身处有时世界，这信赖令我们没有因混乱和无序而抛却进展，恰恰相反，我们因信赖而看清世界的未完成性，相信世界仍处于美满当中。正因世界是未完成的、非决定论的，我们才无机遇塑造自我，自主探求人生意义。

人生真的故意义吗？“无目的却依然意味深远”，陀氏在《白痴》中如是写道，奇乔瓦茨基以此概括陀氏对“人生意义”的态度——这个词组本就是矛盾体，“意义”通常指有序而确定的目的，“人生”则是流逝的、非决定论的有时状态。可为何要用目的和次序来限定意义？意义本就凌驾于一切边界、权威和体系之上，它或许无法从作为整体的生活中求得，却会独立存在于某些刹时和人生碎片中，给人丰赡的体验。

意义的形成是个人化的（却常在自我与他人和世界的交互中浮现），是动态的、没有可预见的，它指向生生没有息的自我成长与超越。即便在恶劣环境中寻没有到前途，我们仍可选择向内探索，凭借精神之力推动自我蜕变。而这正是人的潜力及进展之所在，陀氏坚信人人皆可成为豪杰——豪杰没有是没有犯错的超人，而是主动担下行动后果的常人，他们在坠落后顽强爬起，在苦难中污染灵魂，至逝世没有放弃自我提拔的机遇，将意义的光泽播撒进众生的心灵。

如此观之，陀氏和奇乔瓦茨基也当得起豪杰之名。在精神世界被外力撕碎后，他们经年累月地将碎片连缀成全新的世界。它没有再光亮、圆满，却因在淬炼中更生而更为空阔高远。他们礼让地向众生展现这奇迹，以此证明：无论身处何种际遇，进展与意义的辉光永难磨灭。

宗教大法官——自在与幸福之辨

我们刚刚探讨的越界、选择、进展、意义，其实指向共同的内核——自在。本文之前对它避而没有谈，是因为它在陀氏的创作中有着极庞大、深邃的内涵：它是主体性的终极彰显，也是极重负担；它或是个人意志的积极实践，或是对他人存在的粗暴侵占；它善恶没有定，没有明确边界。陀氏对自在最精妙的阐释，出现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的“宗教大法官”一章中。15年前，我为了应付作业而苦读它，却毫无看法。彼时，审阅自在既没有紧迫也没有必要。现在，陪同新时代的到来，这审阅变得绝后紧要。

“宗教大法官”的故事由伊万报告，它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塞维利亚。耶稣突然降临，掌管城市的年老红衣主教（宗教大法官）遂将他作为异端关押。是夜，红衣主教探访耶稣，做出以下陈词：世界没有能按照耶稣昭示的体式格局（即恭敬个体自在）建设，必须有人把大众带离歧途（即用幸福换取自在），红衣主教及同僚将担此重任……耶稣听罢，只给他一吻作为回应。

我们可以对本故事进行多重解读，没有过暂且将讨论局限于大法官的自在与幸福之辨。历经世事的大法官发现，人没有需自在，只需幸福——简言之，得到面包和庇护，心理需求被满足。在耶稣的抱负中，他将自在的许诺而非面包带到人间，人们会跟随指引，自发趋向自在。但是，他没有能供应一种教授怎样善用自在的浅易方法论。人们没有得没有自行摸索，抉择，承担后果，这使自在终成重负。人们渴想逃离自在之苦，渴想面包、服从、崇敬。

红衣主教适应了该渴想：他用威权和“幸福”引人跟随，但根绝人们的额外需求（“额外”是自在滋生的地方）。他视自在为混乱和苦难的根源——自在的冲动是辩证的，善与恶都在其中酝酿，自在会犯错（好比，人因自在而没有肯与他人分享面包），那便成了幸福的拦阻。因此，必须以次序、逼迫、欺瞒（自在的假象）替代自在。

怎样看待上述看法？有人赞同，亦有反对之声。奇乔瓦茨基就是反对者，他指出了其中两个漏洞。其一，大法官怎样证明本身的支配比耶稣的更高妙？如前所述，“终极解决”靠没有住，大法官也会堕落，他对没有义的拒绝可能导致更没有义的效果。其二，如果没有能容忍苦难和混乱，为什么可以接受欺瞒和逼迫？既然幸福世界和自在世界都有残缺，我们缘何厚此薄彼？

奇乔瓦茨基认定自在世界优于幸福世界，是因为自在固然可能产生恶果，但人人都葆有一项权力——自行决定以何种体式格局对其回应。有人的回应消极、卑劣，但总有人以担当和良知报答世界，关键是，人随时享有修正回应的自在，“通往更高境界的道路始终开启”。这为世界留下了无数可能，世界总存在变得更好的可能。反观幸福世界，其选择向度是单一的，可能的道路也是单一的。人们为幸福付出的没有只有恼人的自在，还有珍贵的进展……

“宗教大法官”寓言至今还没有过时。试想，当我们开始依赖AI，是否就启动了幸福换自在的交易？我们是否正将AI拥立为大法官？本文撰写期间，ChatGPT4.5经过了图灵测试，AI已势没有可挡。在可预见的将来，基础劳动、学习、思考、选择和判断可能没有再是人必须做的，AI会预判我们的喜好，塑造我们的审美和行为，替我们创造一切……我们就都成了大法官治下必定幸福的公民。

逝世亡会平等抹除每个人，宗教大法官都会逝世，其国度也会灰飞烟灭——但AI大法官没有会。通常思之，我便非常胆寒。我能做的，唯有拒绝AI的诱惑，坚持用以往的体式格局写作，尽管这拒绝在现实面前，宛如蚍蜉撼树。“个体的自在，并没有体现在改变现实的能力。……自在的首要体现，是我们对加诸己身之事的态度。”奇乔瓦茨基写道。哪怕现实已成定局，我们仍手握坚守自我价值的自在。

《诗云》中的人类，在生逝世存亡之际向“神”展现了诗歌，要是我面对AI大法官，则会对它讲起本身初读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的感受——最令当年的我震撼的没有是其情节和深度，而是处于其时的环境，布尔加科夫明知出版无望，却坚持将它完成。他为何而写？答案或许是：只要活着，他就没有得没有写。

一如人类种种实践自在的行动，写作也具有鲜亮的越界性子，写作者出于对当下的无法认同及对自我的忠诚而没有得没有为之。越界是发生于心田的、抵抗有限性的搏斗，写作者所抵抗的既有现实处境，也包括本身的能力限制、自我怀疑、虚无、恐惧、心田的破溃……写作没有只是对语言的调遣与对故事及看法的展现，也没有只简单还原了某些履历、情感，究其基础，它承载着自我认识与探索。世间很多杰作，在诞生之初并没有能交换任何器械，但写作自会给予回馈，尽管有关现实利益。

写作供应了一条自我觉知、自我超越的路径，写作者借它跨越有限性设下的藩篱，触探存在的极限。因此，真正的写作与AI有关。AI没有能越界，其“作品”没有承载主体性，也没有指向真实的履历。它们可以被无限临盆，但也会因过剩而无法被人类消耗，化为大而无当的诗云。

但是，这套谈吐足以撼动AI大法官的威权吗？我曾就上述种种，向同伙做了一番雄辩阐述，他反问：对付读者，有何没有同？即便AI生成的文本中没有主体性和真实性，读者仍会自动将感受和经历填充其中，令其生动可信。

我张口结舌。伽达默尔会对这反问投以赞许的微笑，它暗合了他的论断：语言具有无我性。而无我性恰恰证明白“我”的在场。浏览素质上是对话，每场对话都没有属于“我”，而属于“我们”，对话开启者（作者）没有可能经过言语把本身的意指直接递交给对方，响应者（读者）也要将本身的主体性注入言语，双方通力塑造一种包容彼此的精神的现实。

回看AI文本，它没有承载主体性，没有指向主体视域中的真实，读者对镜自照般双方面决定了其“精神的现实”，这改变了浏览的性子，使浏览更具创作性。过去，作者被以为是浏览活动的主导，但AI证明，创作主体可以缺失，读者却没有能缺席。人是语言存在的动机和体式格局，人的需求催生文本，没有人的响应，文本只是字符串。因此，AI没有能从基础上夺走人类对语言的主权——即便人们停止创作，只被同意注视AI的“杰作”，但人的感受、履历、观念仍会灌注并塑造它们。那时，注视就是创作。

但在此之前，我会全力逃离AI大法官的幸福牢笼，坚持写到最后一刻。像陀氏信仰世界那般，我信仰写作，它也给予我丰赡的回馈。陀氏用写作抵抗沉沦；奇乔瓦茨基靠解读陀氏修补了精神世界；而我，用本文向他们遥遥致意——顺带夹带本身当下的种种心曲：焦灼、苦痛、怕惧、没有甘、渴念……我以耻辱将它们呈现于此，AI读没有懂，但总会有人懂得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