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｜高见观潮 高恒

作者｜高见观潮 高恒

在“副业热”和“AI创业潮”的双重裹挟下，一群年轻人悄然盯上了一门看起来温情又赚钱的新营业：替白叟写回忆录。

有说这是银发经济的下一个风口，也有人把它包装成低门槛的财富副业——几千块一本，听几小时故事、用AI生成稿件，就能让一本“人生列传”疾速落地。

但当真正坐到白叟面前、听他们一字一句讲出那些沉默多年的人生片断时，年轻人很快发明：写回忆录不是一门疾速变现的生意，而是一场深度陪伴的过程。

它不能被尺度化、不能被压缩进模型，更无法绕过人心的柔软与复杂。在高效对象之外，是缓慢、琐碎、沉重的真实。

在一个大家争抢风口的期间，还有多少人愿意，为一段无声的回忆，停下来，认真听一次？

01·年轻人盯上了“白叟的人生”

张野是在去年底决定告退的。他29岁，过去五年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。从地产楼书、品牌故事到社交文案，他写过无数个关于“抱负生活”的句子，也熬过无数个为PPT修图通宵的夜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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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晓得那种感受吗？写了几百套关于生活的提案，却从来没写过一个真正的人。”他对我说。

真正的转折点，源于一次深夜刷帖时的偶然。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，最近有很多白叟希望请人帮忙写回忆录，把终身履历清算成书，送给子弟。“那时候我一下就被击中了。”张野说，“原来写笔墨还能做这样的事情——帮一个人留下他的人生。”

他很快联系了曾经的同事，两人决定尝试做这件事。他们没注册公司、没开发平台，而是低调从身旁朋友、社群中开始试探接单，组建了一个简单的流程：口述采访、笔墨清算、校对润色，再到成品装帧，全程尽量亲力亲为，偶然也借助一些AI对象处理格式和气势派头统一，但内容一定是人工主导。

最开始找来的客户，都是些“圈子里认识的长辈”：一位退休的纺织厂女工、一位南边乡村的退伍老兵，还有一位张野亲戚家的叔叔，早年是搞建筑设计的。这些白叟不一定文笔流畅，但都有一种“想说点什么留下来”的冲动。

“他们实在很愿意讲，只是没人听。”张野说。他们把电话采访、笔墨清算都做得像是一次小型“陪伴式对话”，一页页地把那些慢慢被忘失落的生活场景拼回来。

但很快，张野意识到这件事并不轻松。写一段人生，比写一个品牌故事难太多。

“有一次，一位白叟回忆自己年轻时从上海去了云南到场劳动建设，讲到的年代、配景、生活细节都非常隐约。”张野说。他们试图帮白叟还原一些场景细节——好比其时的迁徙方式、生活条件、事情单位是否真实存在。为了查证一些提到的老地名和事件，他们查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乃至找到了同一年代的纪录片。

“不是为了替他说什么，而是为了不写错、不写浅。”他说。白叟记忆中的很多细节已经隐约，表达也含混，必要频频追问、左证，才能把那些“说不清”的故事补全。

他们坚持了四个多月，完整交付了几本书。也遇到了一些问题：有人聊着聊着倏忽不想写了，有人因家属反对半途终止，还有人觉得“写这玩意有什么用”。

“偶然候你觉得自己是在帮他们讲述过去，但实在更像是在陪他们确认这终身。”张野说。

他们并没有赚到什么钱，偶然一个月的采访和写作，摊下来人均收入还不如在公司加班拿绩效。但张野说，这件事带给他的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满足感。

“每个白叟都像一本无序的手稿，有的章节空白，有的顺序颠倒，有的乃至从未被讲述过。你能做的，就是把这些碎片尽可能完整地拼在一起，然后告诉他，你的人生，很值得一写。”

02·服从与温度之间：AI写书的边境感

起初，张野也对AI抱有极大希望。

他们用过市道市情上几款支流的文本生成对象和AI，也尝试接入一些开源模型插件做辅助处理。最初的假想很简单：白叟讲，AI记，团队稍作编辑润色——一份回忆录就能在两周内完成。省时、省力、成本低，听起来像是为“银发经济”量身定制的爆款模式。

“我们其时真的以为，靠AI能够做到‘半自动写人生’。”张野苦笑着说。

但真正落地操纵后，他们发明问题比料想得多得多。

最大的问题，是情绪缺位。AI能够清算逻辑、统一语法，却无法明白一个沉默面前的哀痛，也无法区分“他说累了”和“他不想再说”之间的区别。有一次，一位白叟谈起年轻时下乡插队的履历，半途停顿了良久。AI继续输出了一段“阳光洒落田野”的环境描写，看起来工致流畅，却把场面推得失真、乃至有些残忍。

“那种错位，是很刺眼的。”张野说，“写的是苦难，但AI给你的语感是赞美。这不是技能问题，是经验问题。”

还有就是信息辨认偏差。许多白叟习气用方言表达，一些口音较重的词语连语音辨认都一定能准确转写。加之老年人记忆中的事件往往时间点隐约、人物干系复杂，AI很容易在处理过程当中丢失枢纽线索，乃至“乱编”一段看似合理却完整失真的描述。

“它把‘我爸那年去东北拉煤’辨认成‘我爸那年去东北拉妹’。”张野举了个例子，“我们其时一边笑一边也有点心凉，这事儿真不是靠技能抠字句就能完成的。”

但AI也并非毫无用处。张野他们现在主要将其用于一些“低情绪负载”的环节，好比口述转录、内容排版、时间线清算、初步语句通畅处理等。“它是对象，但不能代替判断，更不能代替倾听。”他说。

更紧张的是，一本回忆录从来都不只是“记录”而已。它是一个人对自己过往的梳理，是一次“口述—倾诉—沉淀”的过程。

有一次，一位78岁的白叟，在采访第八次的时候才第一次谈起自己早年失去儿子的事。在此之前，他每次都略过那个年份，只字不提。张野没有追问，只是陪他说其余，直到那一天，他主动提起，说：“现在好像能够讲一讲了。”

“这不是AI能够替你完成的事情。”张野说。

他渐渐意识到，在这个项目里，他们做的实在并非写书，而是陪着一个人慢慢转头看一眼走过的路——哪怕那条路并不完整，也不是每段都愿意回忆。

“我们不是在写他的故事，而是在陪他明白他的故事。”

03·写书，也是一种干系劳动

对张野来说，真正让他意识到“写回忆录不是写稿件”的，是第三位客户——一位74岁的退休中学语文西席。

第一次上门采访时，白叟话不多，只递来一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和几张折痕斑斑的老照片，开口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们年轻人写得懂我这一辈子吗？”

张野记得那天坐在白叟家茶几边，光线朦胧，一整面墙的旧书柜像一堵沉默的记忆墙。他开始觉得，这不只是一份笔墨事情，而更像一次双向靠近的过程。

“实在他们愿意讲，但你得让他感受到你真想听。”他说。

在那之后的一个多月里，他断断续续和白叟见了七八次。前几次白叟多是拐弯抹角地讲教学、讲诗词，直到第四次才谈到自己年轻时因家庭出身受限、无法考大学的挫败，第五次提及“特殊时期”被下放劳改的记忆——每段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，而是像水渗进布里那样，一点点从边角浸透出去。

“写一段人生，是必要被信托的。”张野慢慢意识到，“你不是在问他的问题，而是在陪他建立回忆的秩序。”

很多时候，这类写作更像一种干系劳动——你必要在不断的交流、反馈、确认中，和讲述者共同搭建出一套可被书写的结构。白叟们并不总能清楚表达自己想说什么，也不是每段人生都有“逻辑头绪”可循。有些人想把战争写得轻描淡写，有些人却执意细数一桩早年的情绪创伤。作为记录者，你不是在组织素材，而是在和他们一起清算终身。

“我那时候迥殊怕我写的句子，是我想出来的，不是他说的。”张野说。后来他学会了频繁回访、口述交叉验证、乃至打印初稿请家属逐字过目，“这个东西不是写‘人物引见’，是要让他自己也觉得像是‘我说的’。”

他记得那位老西席拿到样稿时沉默了好久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没什么可说的。现在才晓得，我实在一直在想。”

还有一次，一位阿姨在看到写完的回忆录后，送了一张十几年前的全家福给张野，说：“我孙子长大后，我想让他晓得，我年轻时也有很多故事，不是一直在厨房里忙。”

这些时刻让张野意识到，回忆录不仅仅是一种“笔墨产物”，它更像是一场早退的人生对话，一次与自己息争、与后人交谈的机遇。

“所以我现在觉得，那些只想着靠这个挣钱的人，很快就会受挫。”他说，“因为你必须投入情绪、投入时间，才能换来对方对你关闭的那一点点空间。”

04·热潮面前：这是副业，也是退场率很高的一门生意

尽管履历了一段段动人的讲述与采访，但张野愈来愈清楚，写回忆录不太可能成为一门“大家都能赚钱”的好副业。

从去年底开始，他就注重到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打着“回忆录写手”“口述史自由职业”旗号的内容——有人晒出“一个月写三本，月入两万”的流水账，有人在学问付费平台推出所谓“入门课程”，宣称“只需懂写作，靠AI可复制产出”。

“看上去门槛很低，搞得好像只要会谈天，就能挣几万。”张野摇头。他晓得现实并非如此。

回忆录不是尺度化产物。不同于自媒体写作或AI写小说，口述史的复杂性远远超越预期。每位白叟面前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活门径；每份稿件，都必要频频沟通、确认、修订，乃至面对情绪起伏、家庭抵牾、记忆空白等不可控因素。

“你得等着白叟有空、有心境、有信托度，偶然候前期聊三四次都进不去主题。”他说。更何况很多白叟自己节奏慢、沟通方式和年轻人不同，光是建立稳定的交流通道就很花时间。

除时间成本，还有沟通成本和信托门槛。一些白叟最初充满兴味，但到了一定阶段就中断，很多是因为“写着写着觉得自己不值得写”，还有的是子女不同意，“你们又不是官方的，万一保守信息怎么办”。

而最现实的问题，是付费意愿的落差。

从外观看，银发人群庞大，似乎蕴藏庞大潜力。但从张野的经验看，“愿意花几千块请人写自己终身”的白叟，仍然是极多数。“真正付得起这个钱、又愿意花这个钱的，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、有一定精神需求的群体，而不是多数。”

有一次，一位老太太背后夸他们“写得真好”，转头却被女儿劝退，理由是：“花这钱干嘛？又不是名人，写了谁看？”

张野听完有些无奈。他后来发明，这实在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障碍——很多人把“写回忆录”看作是“留名”“出书”，而不是“记录自己”。

更难堪的是，有很多“新入行”的人，因为看到宣传而跟风入局，很快就退出了。有的接单后因写不下去被客户赞扬，有的低价揽活结果做不出内容，有的干脆拿AI草稿交差，末了被请求退款。

“这行退场率迥殊高。”张野说，“你希望写回忆录发家致富，那大概率是失望的。”

他现在也不再像最初那样激进地推这件事，而是把它当作一项“慢慢培育种植提拔”的办事：精力有限时就不接新单，接下来的客户只靠口碑推荐，哪怕一年只写五本，也写得稳妥、踏实。

“说到底，这事不能只靠热情。”他说，“它很小众，很慢，很重，也很难尺度化。它可能是门生意，但它首先得是一份尊重。”

05·一段人生值多少钱？当代价遇上尊严

“你们这个要多少钱？”“几千块起，看字数、事情量。”“哎哟，那我不写了。我就是讲几个小时的故事，又不是出书。”

这类对话，张野和他的合伙人已经听过不下十次。

代价，始终是最难越过的门槛。

对许多白叟而言，几十年来已经习气把“写书”视作一种严峻的、多数人材能享有的权利——通常是名人、干部、学者，才值得“立传”。而“普通人”的履历，似乎只配写在家里的日记本里。

“很多白叟不是不想写，而是觉得‘我哪配写’。”张野说。

他遇到过一位白叟，年轻时下乡支教、特殊时期中写诗被扣上“帽子”，暮年靠退休工资独自供孩子出国留学。她讲述的细季节人动容，但当张野说“您能够写下来，出版给孙子看看”，她却连连摆手，说：“我就是个普通先生，写了也没人看。”

这是一个关于“自我价值”的盲区。

白叟往往低估了自己人生的厚度，也高估了“写回忆录”的门槛与代价。他们不相信有人会真诚地倾听他们的故事，也害怕“付了钱写完之后也没人在乎”。

与此同时，年轻写作者也在代价上陷入进退两难。

张野一开始也想走“亲民路线”，最低尝试过1500元起的“简版办事”：不排版、不出版，只是帮忙清算一万字左右的口述稿。但即使如此，依旧有很多客户觉得贵，认为这只是“打字员”的事情，成本不该凌驾几百块。

“但实在清算十几页内容，可能要采访三次，改四轮，前期还要排语言气势派头。”张野说，“很多人看不见写作面前的劳动，就觉得‘怎么会这么贵’。”

他发明，很多愿意付钱的，反而是那些已经意识到“笔墨=传承”的人——好比一位老大夫，特地请他们帮忙清算自己的终身，希望往后家里孩子能明白自己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；还有一位中年客户，说想为父亲做本“怀念册”，当作临终前末了的告别礼物。

“他们并非买一本书，而是在买一次被认真对待的过程。”

张野始终记得，一位白叟看到写好的初稿后，沉默了良久，然后低声说：“我从来没想过，我的这些事，原来也能被当作故事写出来。”

那一刻，他感触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在这个消耗期间，我们习气给一切贴上代价标签：多少字多少钱、一次采访几个小时、出版几页附带多少张照片。但张野晓得，真正打动人的，往往是这些标签之外的东西。

“你说一段人生值多少钱？谁都没法回答。”他说，“但只要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听、去写，它就不是无价之物——它是被瞥见的。”

06·回忆录的将来：从商品到陪伴，从内容到毗邻

在履历了数月的写作与试水之后，张野并不急于给这门生意下结论。

他看过有人跟风入局，很快又退场；也见过机构尝试流水线式临盆回忆录，用AI模板化生成千篇一律的“人生叙事”；更有很多写手转向“低价走量”，主打“几百块一本”，希望用速度和规模打开市场。

“可能很多人希望它酿成一个尺度化产物，像写论文、做图文快闪一样，流程清晰、收益明朗。”张野说，“但我们发明，它始终绕不开一个词：陪伴。”

在他看来，回忆录行业更像是一种“慢经济”。它不适合被过度消耗，也不适合被资源催熟。它必要耐心、信托、共情，必要把一个人从沉默中慢慢引出来，让他相信自己的人生值得被听、被记录、被留下。

“我们在采访的时候，遇到过白叟因为提及故人而落泪，也见过有人一边回忆一边笑，说‘我还以为我都忘了’。”张野说，“你会发明，写回忆录的过程，实在比拿到书更紧张。”

他至今仍记得一位客户的父亲，临终前刚悦目到写好的样稿。白叟翻了几页，合上书，说：“我这一辈子，就算没有白走。”

那是张野从业以来，听过最朴素、也最沉的评价。

也正是这些片断，让他相信这件事值得继续做下去。

在行业之外，也有一些变化正在发生：有人开始在社区开设“口述事情坊”，邀请年轻人陪白叟谈天、清算笔墨；也有黉舍尝试把“家族叙事”列入中小学语文教学，勉励孩子回家采访父母和祖辈；乃至有心理咨询师，将“撰写回忆录”作为部分老年抑郁康复计划的一环，帮助他们重修对人生的明白和尊重。

这也许预示着另外一种可能性：当回忆录不再是商品，而成为一种代际毗邻的方式；不再是写给名人的怀念，而是写给普通人的关怀，它大概才能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。

“写书不是目标，留下毗邻才是。”张野说。

序幕：每段记忆，都值得被认真听一次

我们习气于为产物定价，却很少为一个人的记忆标注价值。

在这个充满“服从优先”的期间，一本白叟回忆录显得分外“慢”——它耗时、费力、不可批量，却藏着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绪交换。它是一段人生的重组，也是一场跨代的对话。

不是每段人生都波澜壮阔，也不是每个故事都适合出版。但当一个人愿意打开他沉默多年的过往，当另外一个人愿意坐下来听、记录、梳理，这自己，就已经足够紧张。

也许写回忆录，不是为了传世，而是为了被瞥见。为了让我们记得，每个普通人，也值得被温顺地留下来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